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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北京1月11日电 题：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记者 郭超凯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以来，近期上海、沈阳、韶关等中国多地警方纷纷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电诈犯罪活动形成强有力震慑，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多地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

　　加大惩治力度，填补以往打击治理电诈工作中行政处罚措施的缺位，正是反电诈法的亮点之一。

　　去年12月1日，反电诈法正式实施当天，广东韶关公安便对为电诈分子架设通信设备的嫌疑人黄某，开出新法施行后广东省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黄某处以没收违法所得6000元(人民币，下同)、罚款1.2万元的处理。截至12月17日，广东警方共适用新法行政处罚633人。

　　连日来，多地警方纷纷开出当地首张反诈行政罚单：上海警方对3名为电诈团伙搭建涉诈话务窝点的“90后”开出首份罚单；山东潍坊警方对一起非法出借电话卡案件开出1万元罚单；辽宁沈阳警方处罚为电诈团伙提供微信账号的刘某，打响了当地反诈行政处罚“第一枪”……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警方开出的行政罚单，主要针对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但尚不构成犯罪的，非法制造、买卖、使用GOIP、猫池等软件设备或是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等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支持或帮助的，以及提供实名核验帮助和假冒身份开卡开户等违法行为。

　　山东潍坊青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大队中队长庞伟告诉中新社记者，警方的行政罚单不仅针对为电诈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也会针对那些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诈活动的违法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袁彬表示，电信网络诈骗是财产性违法犯罪，震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必然要提高其违法成本、降低其犯罪收益。开具行政罚单、提高罚款的倍比，有助于更好地处罚违法犯罪，并通过提高违法成本，扼杀他们从事电诈的念头。

　　填补“漏洞”，全链条打击电诈

　　2022年前11个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9.1万起，同比上升5.7%，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同比上升64.4%。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案发较多、上升较快、民众反映较强烈的犯罪类型，呈现出“产业化分布、集团化运作、精细化分工、跨境式布局”的特点。

　　多年来，电诈产业已衍生出一条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从上游为电诈团伙提供技术工具、收集个人信息等，到中游实施诈骗，再到下游利用支付通道“洗白”资金，涉及电信、金融、互联网等多个行业。

　　反电诈法施行前，公安机关在打击电诈过程中存在法律衔接不足的问题，若违法犯罪行为未达到刑事处罚标准，公安机关往往只能将涉案人员教育后释放。比如，被电诈分子雇佣来“洗钱”的“卡农”，以往只要涉案金额不高，“卡农”就很难被惩处；反电诈法实施后，这个“漏洞”终于被堵上。

　　庞伟指出，反电诈法在打击惩治电诈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刑事责任方面，与刑法的规定相衔接；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可以依照该法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在外界看来，反电诈法的出台，让各部门的反诈工作有法可依，更在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惩戒措施方面，对电诈犯罪分子进行“量身定制”的惩处。

　　事实上，除了对境内电诈重拳出击以外，这部“小切口”的法律也为打击跨境电诈提供法律支撑。

　　随着打击力度持续加大，电诈犯罪在国内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不少电诈犯罪团伙已经转移到境外。这一变化进一步加大了警方打击的难度和成本。

　　对此，反电诈法专门作出规定：对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地区的人员，出境活动存在重大涉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嫌疑的，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国务院公安部门等会同外交部门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这为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打击治理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

　　在庞伟看来，反电诈法将公安机关在反诈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制度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夯实了各方责任，让警方打击治理和防范工作更加有法可依，为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以及上下游关联违法犯罪方面提供根本的法律保证，起到良好的惩治效果。(完)

“孩子喊父母回家” 鼓励返乡就业除了亲情牌还有哪些招******

　　紧紧抓住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充分利用好各类政策红利，为返乡就业创业提供全面支持

　　据报道，今年春节，江西赣州多地继续推进“孩子喊父母回家上班”行动，增强父母对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的意识，动员留守儿童家长返回家乡就业创业，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赣州市崇义县妇联表示，将通过加大宣传力度、组织举办活动等方式，切实为有求职需求的妇女群众搭建就业咨询平台、提供就业咨询服务，促进更多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大量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背井离乡，到城市就业打拼，一般只有春节期间才会返乡一次。这样一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凸显。留守儿童得不到父母更多的关爱，加之隔代教育的弊端，并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如果能够吸引父母返乡就业创业，在家门口上班，并实现家庭团圆，将会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没有创新性的举措，可能很难真正让外出务工人员愿意返乡就业。就此而言，赣州市的做法值得肯定，但除了打“亲情牌”，地方政府还应出台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政策措施，真正促进更多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笔者曾到部分乡村地区调研发现，农村地区主要是留守老人和儿童居多，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外出务工。虽然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在加快完善，但是青壮年返乡创业就业的比例仍然偏低。不少打工家庭还将子女迁出农村，到城市和县城上学。

　　之所以人们舍近求远地外出务工，归根到底还是农村本地的就业机会乏善可陈，工资收入不高。与此同时，农民长期以来存有一种离土入城的愿望，希望可以在外闯出一片天地，并在城市稳定和定居下来。

　　鉴于此，在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方面，地方政府应认识到乡村治理问题的严峻挑战，从系统层面整体推进，才能循序渐进地取得进展。特别是要紧紧抓住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充分利用好各类政策红利，为返乡就业创业提供全面支持。

　　返乡就业创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劳动力的供需矛盾，即产业基础薄弱和就业机会稀缺。地方政府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特别是因地制宜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返乡人员就业创业提供产业基础。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很难产生强有力的竞争力，更不要说吸引劳动力返乡了。

　　农村劳动力的供过于求使得工资收入偏低，劳动权益保护不够的问题仍然部分存在。这意味着各地要加强农村地区的规范用工，强化劳动权益保护，使农村劳动者也能够获得应有的薪资和福利，保障他们就近工作的权益，切实解决他们返乡就业的顾虑。

　　不少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不高，难以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也影响了企业投资设厂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创新形式方式，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提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使他们可以投身当地制造业、手工业和乡村文旅等新兴产业。

　　另外，还可在城市发力，推动更多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县城定居，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并为随迁子女提供更好的公共教育服务。

　　近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意味着会有更多人向城市聚集。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归属感，更愿意留在城市发展，而不是返乡生活，为此，城市应考虑吸纳更多农村人口实现市民化，推动城市扩容增效和均衡发展。毕竟，安居才能乐业，宜居方能宜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